转帖:1969 年 7-8 月份上海知青综合篇

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

市乡办向市革委会呈送文件,反映上海赴云、贵、赣三省学习慰问团两个月来的工作情况。表示慰问团受到当地各级革委会欢迎和支持,使当地上海知青受到鼓舞。同时,文件也反映当地知青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228-2-224)该《文件》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一、“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经常冲击、破坏下乡上山”;二、部分青年缺乏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思想;三、少数公社、生产队安置巩固工作不落实;四,少数青年身有残疾和疾病,不能参加劳动,本人思想苦闷,当地要求退回等。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二日

约200多人组成的市革委会学习慰问团分批赴安徽、吉林、黑龙江等省。该团由工宣队、红卫兵、干部、家长等代表组成。

)1969年7月12日,第4版)赴江西、云南、贵州3省学习慰问团已于4月出发。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

《工人造反报》刊登读者来信,反映倒流回沪的部分知青在北站附近的旱桥底下搭配群居,以“行乞”、“拾荒”为生活。他们与安置工作人员形成了“改造——反改造、安置——反安置、巩固——反巩固的斗争”。(《倒流回沪人员要迅速返回原地》,《工人造反报》1969年7月17日,第2版)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

市乡办向有关部门呈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倒流回沪情况》。该《情况》指出:从5月份开始,发现有知青倒流,6月1000余人,最近达3000余人,趋势不断上升。返回知青以吉林、贵州、安徽最多。

[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28-2-225-26)《情况》反映知青倒流原因:一、下乡上山思想基础差,缺乏艰苦创业的精神准备。二、子女想父母,家长想子女,准备回来看看就走,有的来了就不打算回去。以上两种返沪的约占总数2/3。三、轻信谣言,害怕打仗。吉林安图县有人造谣:7月15日要打仗了;山海关要封关;长白山的火山200年爆发一次,今年就到期。300余名上海知青就此走掉,其中200余人回沪。四、流氓阿飞破坏。在倒流知青中有相当数量原来在上海就搞过违法犯罪活动,一部分是“少教”过的对象。

《情况》还指出:部分单位在动员知青下乡中,只介绍农村好的一面,有的说:“分配到云南、贵州、江西等省都是属于照顾的”。有些家长怕子女在农村受苦,造假借口,有的写信“×××病危速回”,有的打电报“×××病故速回”。普陀区最近调查8份这类电报,全是造假的。极少数流氓阿飞与知青无区别下乡。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

市乡办在革委会大礼堂召开“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讲用大会”。本市送子下乡务农的1800余名家长代表参加会议。大会要求“革命家长,以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解放日报》同版刊登文章,介绍两位家长“鼓励子女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农村艰苦奋斗一辈子”的体会,并加编者按称,“家长的一封信,往往会起很大的作用”。(《解放日报》1969年8月4日,第3版)

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

下午,市有关部门召开“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讲用大会”。全市半工半读、中专技校红卫兵、知青和进驻半工半读、中专技校工宣队2000余人参加大会。(《半工半读不特殊  上山下乡要争先》,《解放日报》1969年8月8日,第3版)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

下午,市乡办召开“本市工宣队员、里弄干部、退休工人、革命教师讲用会”。会上表扬了近50名“战斗在下乡上山工作第一线”的工宣队员、里弄干部、退休工人、革命教师。(《深入开展下乡上山社会大动员》,《解放日报》1969年8月1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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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

下午,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上海市中等学校红代会在文化广场,联合举行“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三周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九大’文献讲用大会”。一万多名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和教师代表参加。应邀出席的还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全市各区、县、局、高校设广播分会场。张春桥发表大会讲话,对红卫兵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期望,并且要求各条战线的领导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关心青年工作等。上海师范学院、塘桥“五·七”学校和同济大学的红卫兵介绍了“红卫兵在新形势下怎么办”和整团工作的经验。上海市黄山茶林场的代表介绍了十一名知识青年在抗洪中牺牲的事迹。(《文汇报》1969年8月19日)

[注](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90页)张春桥指出:文革前17年上海上山下乡人数为14万。1968年7月至1969年7月,上海已有40万人上山下乡,私自跑回来的有9人。张春桥强调:“要加强革命性、纪律性,继续革命。加强青年工作,红卫兵仍应有代表参加校革会。”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文汇报》刊登黄浦区12名赴云南知青家长的来信,向全市赴外地插队落户的知青家长提出倡议,希望以实际行动“向建国二十周年献礼”。倡议内容包括“用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来促进子女的思想革命化”;“用红色革命家信鼓励子女坚持在农村干革命”;“教育子女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教育子女在农村坚守革命生产岗位”等。(《教育子女在农村欢度国庆》,《文汇报》1969年8月25日,第4版)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向在职干部和五·七干校的学员提出“四个面向”的任务,并层层分配指标。例如当时教卫系统的动员指标是1410人,计去黑龙江240人,去中小学600人,去9424梅山铁矿400人,云南、贵州、江西慰问团170人。姚力作大会发言。

[注](《史话》,第350页)“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文教基层单位。1968年底,马天水向张春桥反映五·七干校的干部进出大、小班子轮换问题,张春桥说:“不行,可以下工厂劳动”。1969年初,张春桥又提出五·七干校的干部可以帮助上山下乡知青的名义,去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当时恰逢南京9424梅山铁矿开工,马天水建议动员一批干部去当工人,张春桥表示赞同。其他还有组织干部到工厂“战高温”;到中、小学当教师;组织“上山下乡知青慰问团”长期派往江西、安徽、贵州、云南等农村。当时,为动员“四个面向”提出了很多的口号,如:“四个面向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个面向是又一次‘路线站队’,要在四个面向中检验自己立场、感情的变化”,“工农出身的干部也要回炉锻炼”。动员四个面向的重点对象是那些靠边多年没有解放,但又打不倒的区、县、局干部。徐景贤说:“半解放的干部,可以在‘四个面向’中亮相,取得群众的谅解”。于是,各单位搞了“火线亮相”、“火线解放”。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大部分兵团连队百分之百报名“四个面向”,因为一经批准,即宣布解放,恢复组织生活,发还扣压工资,同时举行欢送仪式。王承龙说:“趁这个机会,把那些‘老保’送掉一批,可以多送一些。这样,这些人可以少积极一些,机关可以太平一些”。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市乡办向市革委会呈送《关于减免下乡知识青年棉服装的工商税收和部分费用的请示报告》。该《报告》表示:在工、商两个部门基本保本的前提下,把因增加流转环节而增加的商业税和商业费用中因发放棉服装工作临时抽调职工所计算的工资部分均予免除,并去除工业部门的利益。同时,免去工业的一道5.05%的税收。

[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28-2-71-79)该《报告》指出:上海男服装44.8元,比北京高6.71元,比天津高6.74元;女服装44.10元,比北京高6.96元,比天津高7.26元。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上海比北京、天津多了一道商业环节,增加了商业税收和费用。

马天水批示:原来讲的只收成本费,结果还是比北京、天津定的价格高出很多。请财务组口,能调整时应当及时调整。

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市乡办向中央安置办呈送《关于跨省、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公费探亲问题的请示》。该《请示》表示:建议中央能统一规定:凡跨省、区插队落户的知青在头三年内给予一次公费探亲。(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28-2-4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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